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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原尾虫新的分类系统的建立。过去很长一段时间，各国原尾虫学家们都以丹麦Tuxen所建立的经典分类系统为准，该系统包括3科、16属、208种。1983年尹文英根据上述的原尾虫系统发生新概念，将当时世界上已知属、种重新分群，建立了与Tuxen 完全不同的分类体系，包括2亚目，8科和17亚科的新系统，现已被各国同行专家学者所采用，成为原尾虫分类学研究的新的里程碑。
4华分类地位的探讨和比较精子学的研究。从华科建立以后，由于它形态独特，且具有气管系统，对于它的分类地位是接近古还是接近始，争论不下。欧洲的学者们主张应隶属于始类，而亚洲的学者们则主张归属于古亚目。
1979年尹文英访问哥本哈根时，就此曾与著名昆虫学家Tuxen长时间地交换了意见，遗憾的是最后并未能取得一致的见解。但双方都认识到只有找出新的证据，才能进一步确定华的分类地位。为此，自1981年开始尹文英等与意大利的Dallai合作，开展了原尾虫精子的系统研究。通过10年的努力，锲而不舍，先后对8科、16属的20种原尾虫的精子进行了超微结构的观察比较，发现它们的精子无论从外形上，还是结构上都极富多样性，主要可分成两大类：一类为具鞭毛和顶体的长形精子，其演化趋势是顶体构造渐趋复杂，轴丝边围双微管的数目渐趋增多；另一类精子是既无鞭毛又缺顶体的球形、扁圆形精子，其演化趋势是形状逐渐短缩、结构逐渐简化。这一结果为原尾虫的系统发生和相互间的亲缘关系提供了极为有力的证据，同时也了解到原尾虫的精子结构和昆虫的类型完全不同。为了解决华分类地位的争论，尹文英首先对华和古的精子作了比较，结果发现华的精子和古的精子都是无鞭毛、缺顶体的高度特化了的精子，这和始科的有鞭毛、具顶体的较原始的精子很不相同。这些结果，使Tuxen开始转变他原先将华归入始科的主张。不久，他与世长辞，未能见到共同关注的全部研究结果。
由于尹文英在原尾虫系统分类研究工作中取得的杰出成就，得到了国内、外有关学者的高度评价，为我国原尾虫研究走在世界前沿做出了卓越的贡献，1986年，尹文英获中国科学院科技进步奖一等奖，1987年获国家自然科学奖二等奖。
最近出版的《中国动物志》中的《原尾纲志》，除了包括种类记述和内部各个系统的解剖和超微形态的描述外，对于近年来国际讨论的热点——原尾虫是不是昆虫已有新的突破。此外，从全世界已知原尾虫的分布情况来看，我国是原尾虫种类最丰富的地区，特别是我国西南的云、贵、川，种类多样性尤为突出。因此，尹文英除对我国各地区生物多样性进行探讨外，已开始进行原尾虫的生物地理学研究，使用HENNIG 86系统发生计算机分析程序，和Page氏1993的COMPONENT生物地理支序分析程序，对原尾虫各类群的系统关系、特征演化和扩散途径等进行分析讨论，并且对各类群分布的类型和地区关系、分衍替代事件的发生等也将做出分析与假设。这项工作将使原尾虫生物地理学的研究迅速赶上国际领先的步伐。
鉴于土壤是陆生生物的载体，也是人类生存与生活所需的物质源泉，欧美学者一百多年前就认识到了土壤动物和土壤微生物一样，是活化土壤物质循环不可或缺的重要组成部分，开始了土壤动物的研究。特别是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由于交战双方急需增产食品，都把注意力集中到与改良土壤有关的土壤动物学研究上，在各国政府的大力支持下，学科得到了迅速的发展。直到20世纪70年代，我国土壤动物学研究仍是很薄弱的学科。上海昆虫研究所先后开展了白蚁、原尾虫、螨、弹尾目和双尾目的研究，为开展土壤动物研究做了必要的准备。1982年尹文英联合复旦大学和华东师范大学的有关学者在上海举行了一次土壤动物学术交流会，邀请全国10个省市参加，以推动该学科的发展。987年—1991年，由尹文英牵头，协同六个单位申请到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重点项目“亚热带森林土壤动物区系及其在森林生态平衡中的作用”，在天目山、衡山和岳麓山等地定点、定量、定期进行土壤动物的调查研究。他们从近10000个土壤样品中，收集到30万号标本。由于标本涉及8个动物门、20个纲、71个目的600多种动物，尹文英聘请国内、外专家共同鉴定，并于1992年主编出版了《中国亚热带土壤动物》一书，这是我国第一本有关土壤动物的专著，对我国土壤动物学的发展起到了重要的推动作用。1993年为了继续深入开展土壤动物学的研究，尹文英又广泛联系国内外有关专家合作，申请到“中国典型地带土壤动物的研究”基金重点项目，选择高寒草原区、温带林区、暖温带林区、中热带雨林区和北热带滇南河谷区等五个典型地带，同步进行调查研究和分析比较。此外，在温带(长白山)、亚热带(杭州)和热带(海南)同时进行土壤动物生态学方面的试验研究；并在我国中部进行重工业污染和农药污染对土壤动物的影响及对策等的调查研究。此项目的完成为《中国土壤动物检索图鉴》和《中国土壤动物》两本专著的出版提供了第一手科学资料，同时对我国土壤动物学的建立和深入发展做出了重要贡献。
尹文英不仅在科学研究领域中做出了开创性的卓越贡献，而且治学严谨、平易近人，在多次国内和国际合作项目中，都能与合作者团结和睦、愉快相处，出色地完成任务。她平时重视对青年科技人员的培养，并卓有成效。1990年，她被评为中国科学院优秀博士生导师。此外，她还多次获得上海市先进工作者、“三八红旗手”、劳动模范和全国“三八红旗手”等荣誉称号。
迄今为止，尹文英已发表论文、专著和译著等140余篇(册)，并多次获得国家和科学院的奖励，其中获国家自然科学奖二等奖1项、三等奖1项，国家科技进步奖二等奖1项，中国科
院优秀科研奖1项，中国科学院科技进步奖特等奖1项、一等奖1项、二等奖2项；上海市“巾帼奖”一等奖1项。1990年7月获得政府第一批特殊津贴和证书。1998获何梁何利科技进步奖。 | 
